毛左指名叫阵,党妈希望争论?(图)

2018-01-21 09:00 作者: 关风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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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左指名叫阵,党妈希望争论?(图:公用领域)

【看中国2018年1月21日讯】党刊《求是》旗下的《察网》,日前发表人民大学马列教授周新城的一篇洋洋大作,题目是“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:消灭私有制”,在海内外掀起波澜,值得密切关注。

文章的观点并不新奇,凡上过大学公共政治课的人都熟悉,无非把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金科玉律拿出来炒冷饭。新奇的是,文章公开叫板,指名道姓攻击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五常。没点名的企业家、理论家和领导干部应该更多,比如厉以宁、茅于轼等。凡主张深化市场改革的自由派人士,大约被一网打尽。文章贴标签,打棍子,上纲上线。且不说有理没理,就凭来势汹汹,让人想起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“海瑞罢官”》,矛头直指北京副市长吴晗,点燃文革烈火。莫非周教授的大作,也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指标含义?

老邓的“不争论”训令,是否已经过时?

记得七八十年代,围绕“姓资姓社”有过一番争论。改革派要放弃毛路线,重回市场经济,引发原教旨派的恐慌,迫使老邓祭出“真理标准”讨论,最后采用苏绍智等人建议,用社会主义“初级阶段”遮掩搪塞。不过形势比人强,川皖两省率先解散公社,农民喊出“要吃粮找紫阳,要吃米找万里”,多年头疼的吃饭问题迅速解决,铁的事实终于平息了争论。

六四屠城后,江泽民错估形式,誓言“让资本家倾家荡产”,再次挑起“姓资姓社”争论。老邓南行撂狠话“谁不改革谁下台”,用“不争论”“不当头”“韬光养晦”等铁腕口诀,硬把争论压制下来。打左灯往右拐,政治上收紧,经济上放开,快速释放市场威力,捞取全球化好处。一条腿(半截子)“改革”的结果,既实现了经济起飞,也积累了诸多问题。权钱勾结发挥到极致,积制度性腐败难以收拾,包括产品积压、产能过剩、环境污染、治安恶化在内的综合社会危机,病入膏肓。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百年疑问,再次凸显出来。

如今,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,“姓资姓社”问题,都到了难以回避的地步。认真说来,争论的实质其实不是“姓资姓社”,而是“姓资姓共”。因为从北欧模式看,资本主义(私有制)跟社会主义福利制没有矛盾,甚至并行不悖,互为补充。但资本主义(私有制)跟共产主义国有(公有)制,的确水火不容,冰炭不能同炉。周教授大作的出笼,预示中国已经处于社会转折临界点,犹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继续“摸石头”搞蒙骗的好日子难以为继。接下来我们要问:党妈立场如何?应对策略又是什么?真要开放一场大辩论吗?

如果继续执行老邓“不争论”的训令,显然面临双重困难。第一,有没有老邓当年强压阵脚的威望和能力?看看高层权斗的激烈程度,再看看媒体呼吁“绝对权威”的声嘶力竭,这个问题不言自明。如果真有什么“绝对权威”在,还需要媒体天天喊吗?第二,权威弱化到近乎失灵,争论必然随之而起,强压是压不住的。就算不让公开,内部和私下的争论也会逐渐白热化。

相反,如果开放争论,允许“姓资姓共”来一场公开较量,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,也许有助于打破舆论的沉闷,释放一点百家争鸣的春天气息。果如此,可证明“自信”实实在在。吴敬琏也好,张五常也罢,拥护私有和市场的经济学家高手如云,肯定会对公开叫阵精彩回击。让我们期待双方不断拿出得意之作,经受一次“两条道路”的再教育。

但从各方信息看,党妈似乎并没有开放辩论的雅量。就算学者出身的新科常委王沪宁,有意开创意识形态新局,在当前敏感时刻,也未必能获得习核心和其他常委的支持。

恰恰相反,从周新城的大批判调门看,不像要给批评对象平等回应的机会。此文若仅仅是周教授的个人心血来潮,注定不会有什么吸引力。要是周文的背景跟姚文元当年评海瑞罢官类似,是精心策划的结果,那问题就比较严重。说它实质上发出一个动员令,要再刮一次新的“共产风”,恐怕也不为过。这不是我个人多心,周围一帮退休教职工,都有类似担忧。

新一轮“共产风”,莫非正在酝酿?

联系最近大规模驱赶城郊“低端人口”,据说那不仅局限在北京郊区,而是全国性的行政指令。绝大部分打工仔,要在春运期间回流农村,对于今后外流,要严加控制。这个现象背后,应该有全局性的体制性原因。

为什么驱赶他们?当局有不便言说的苦衷。表面看,似乎是十九大新班子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要让首都更加光鲜亮丽。深层次看,是这些人已经失去原有利用价值。反过来看,如果外贸形势依然利好,生产线人手紧缺,当局无论如何不会驱赶,只会更欢迎他们。如今由欢迎变排斥,根本上说还是经济形势不妙,加工企业拿不到订单,纷纷破产关门。既然城市不再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,与其让千百万失业人口窝在城郊(无事生非?),构成潜在威胁,当然还不如把他们赶回原籍,在家乡自生自灭。

要知道,流动人口的很大比例,特别第二三代农民工,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整体运作的一部分。就算暴力驱离,他们也难以在农村扎根。千方百计回流城市只是迟早的事情。按党国惯性思维,唯一有效的办法,是恢复农业集体,或者改头换面的集体化,用强制把他们捆绑在一亩三分地上,既让你吃不饱(并非大饥荒年代的吃不饱,而是挣不到想要的报酬),也让你饿不死,窝窝囊囊待在农村算了。当然,各地不是正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吗,你可以在家乡周边的中小城镇寻找机会,只要别去大城市,别让“高端人口”看着不舒服就行。消灭私产、恢复“集体所有制”的美梦,在乡镇村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。因为只有如此,才能永保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垄断永续不绝,换成冠冕堂皇的话,就是“红色江山不变色”。

反正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,农民并没有真正地权,只不过有张多少年承包的合同纸。在我党历史上,何曾重视过合同?村委会和党支部未动毫发,好吃懒做的基层干部,随时都准备撸起袖子,抢夺村民私产。即便偷偷摸摸,还要贪污腐败呢,何况官方下令再来个集体化?那不等于天赐良机吗?政府找个说词,“深化承包,集体联营”什么的,类似有些地方大力提倡的“公司加农户”,料想农民也不会造反作乱。看来,消灭私产,重归集体,在农村不会有太大阻力。至于长远后果如何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
那么,城市私产又应该如何“消灭”呢?这个问题,也难不倒党内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”。以前不是有过“公私合营”、“拿定息”,让资本家敲锣打鼓、高高兴兴“捐献”私有产权的“成功经验”吗?基本上照搬就行。

特别重要的一点,是要制造战争气氛,把爱国主义跟捐献私产联系在一起,看谁好意思抵制?!政府号令一出,哪个胆敢顽抗,“卖国通敌”的大帽子就会扣到头上,根本不用政府出面,下面的“爱国群众”就会一窝蜂把你收拾干净。当年荣毅仁家族,不但乖乖交出全部工厂,还外加五吨黄金,不就是这么办的吗。我党这方面驾轻就熟,经验老道,绝不会书生气十足,在什么“合法不合法”的问题上跟你们玩文字游戏。毛主席早就说过,革命不是“请客吃饭”,不是“绘画绣花”,是“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”。

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,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来“准备打仗”的口号越来越响。先不说跟谁打?为什么打?是速决?持久?局部?还是全面核大战?那些细节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一旦宣布全国进入“紧急战备状态”,一个城乡同步的“消灭私有制”运动(不叫运动的运动)定会随之出现,迅速见效。别说私企会派政府官员进驻(当年叫公方代表),实行公方、资方和工会三方联合管理,也就是全面夺权,就连个人的银行存款,也会实行有条件冻结。表面上,国家给民企某种补偿(厉以宁就说过,共产党没有剥夺过资本家,因为给了定息),对私人存款也不说没收不给,只是“非常时期”的一种“临时过渡”措施。不让你挤提,更不让你兑换外币出逃,只让你提取一点点,维持温饱,你能怎么样?至于随着时间变化,定息少到聊胜于无,存款和债券贬值成擦屁股纸,那就不是党国所关心的了。

真要消灭私有产权,中国将成人间地狱

前天跟同事老李聊天,我问他,如果新一轮“兴无灭资”抢夺私产在中国重演,后果会是什么?他回答:“北韩的今天,就是中国的明天。这个危险人尽皆知。”我又问,党国高层明知恶果,为什么还要这么干?他说“为了保权。保住政权就是一切。百姓福祉无关紧要”。

老李的话一针见血,让我想起大跃进跟大饥荒。五八年的浮夸风导致过量征购,五九年冬天农户开始断粮,逃荒要饭被强制遣返,人们只好眼睁睁饿死。侥幸活下来的青壮年,下地干活的时候,都是混工分,没人卖力,所以形成“人哄地皮,地哄肚皮”的恶性循环。张五常教授说人性“自私”,所以公有制无法战胜私有制。其实并不全面,从儿童行为看,人性有“自私”的一面,同时也有“分享”的另一面。作为群体动物,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居,鲁滨逊飘流记仅是暂短特例,并非社会常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集体经营,互助合作都没错,只要自愿就好。

问题是,互助合作不能以侵犯私有财产权为前提。产权越明晰,法制越严明,合作才能越公平自愿,效率才能越高。为何如此?源自人的聪明才智永远有差别,只有平等自愿,相互交换劳动,按同一个价值尺度,获得不同的相应报酬,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人的创造力。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证明,除了商品交换和市场货币这些手段之外,其它方法都不灵。除了历史经验,再看逻辑推导。

周新城等原教旨马克思派,无不祈灵于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:一个是产品极大丰富;另一个是人的觉悟极大提高。似乎这两个条件,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成熟。但近两百年的历史证明,所谓条件成熟根本是痴人说梦。第一,产品永远不会极大丰富。因为人的需求分两类,第一类是生理需求,这个容易满足,许多发达国家,已经达到或者接近达到这个水平。另一类是心理需求,永远无法满足。追求新奇和攀比,来自人的天生欲望,没有这种欲望,社会将停止发展。而心理追求的无限性,与产能及资源的有限性之间,永远存在矛盾。

第二,人的觉悟也与此相关。觉悟再高,也不会达到放弃竞争的程度。而公平竞争,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。竞争就有优胜劣汰,否则不是真竞争。这个问题,马克思未能重新思考,这正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败笔之一。

除此之外,《共产党宣言》还有败笔之二,那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论述。老马认为,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(地主、银行家等)无偿占有,自己只有相对和绝对贫困化。不错,工人阶级(包括蓝领白领和管理阶层)的活劳动,的确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。但老马忽略了另一点,如果无产阶级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,不能分享剩余价值,那作为消费者,必然无力购买他生产的全部商品。而如果商品卖不出去,资本家如何赚到利润?如何拿到剩余价值?其实,老马在《资本论》中分析社会必要劳动的两条标准(即生理标准和道德标准)时,那条所谓“道德标准”(水涨船高),已经包含了剩余价值分享的意思。遗憾的是,他没有展开论述,稀里糊涂引导出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结论。

在老关的隧道眼看来,无论从历史经验看,还是从逻辑推导看,消灭私有制的结论都荒腔走板。相反,只有规范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,加上群策群力的民主政治,也就是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,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所说的“劳资共和”,“水涨船高”,“有差别的共同富裕”。有人称之为“资本社会主义”,这个提法好不好,可以商榷。但其中的真知灼见,难以驳倒。如果采用周新城的馊主意,霸王硬上弓,用暴力消灭私有,必将把中国引向灾难。毛式公有制,把中国人搞怕了,创痛犹在,殷鉴不远。闹好了,也就是另一个北朝鲜,定量供应,营养不良。闹得不好,生产队、工分制、大锅饭这些老花样,也会死灰复燃,还有可能重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。

总之,中共十九大新班子任重道远,举什么旗走什么路,需要当机立断。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模棱两可,方针大计上左右摇摆,只能让中国的困境积重难返,尾大不掉。

归根结底,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,中国的确需要一场“姓资姓共”的大辩论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把理论的彻底性和路线的明确性统一起来,不再继续“摸石头过河”。石头摸了三十年啦,已经走到“盲人骑瞎马,夜半临深池”的悬崖峭壁,再往前走,很可能万劫不覆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认为周新城的宏文,或许有某种进步意义。如果能把路线问题的大辩论引向深入,那可真是功德无量。能否如此,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(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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